琼中茶叶批发:18世纪英国为买中国茶叶支付上亿两白银（下）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生活并不富裕，一个警官每星期的收入是一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的微薄收入是6便士。

而那时候每磅茶叶的最低价格也在二分之一英镑。

起先，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银子的形式运回来。那时候，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

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产，英国人依靠白银购买茶叶的希望看来越来越小了。

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人对于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的不断扩大，通过东印度公司，漏向中国的白银也是节节上升。到了七年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这场世界大战，搞得英国财政捉襟见肘。战争结束，英国立刻爆发了金融危机，政府极度缺钱，将手伸向了海外殖民地。1764年，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的一系列的税收，第二年再颁《印花税法》。

到了1773年，英国人的《茶叶法》引发了波士顿那场针对中国茶叶的运动，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

茶党的余波七年战争后，英国虽然在北美大地上打败了欧洲列强，但要治理好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却非易事。为了加强对北美的控制，减轻由战争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英国在北美实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税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

《印花税法》将殖民地的报纸、书刊、营业执照乃至学生毕业证书等等，举凡印刷之物，均须缴纳印花税。

税法一出，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各殖民地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大会并发表了抗议书。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议会被迫取消了这一法案。

然而，不两年英国又颁发了《汤森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一切物品课以重税。这一税法使殖民地物价大涨，再次引起民众抗议。

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于1770年废除了《汤森税法》的大部分项目，但对茶叶税一项却予以保留。

到了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这部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

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而在此之前，新大陆的茶叶进口被走私垄断，位于大西洋西岸的波士顿更是个桥头堡，当地富商约翰·汉考克号称走私王。条例的颁布直接触动了这些富人的利益，以汉考克和知识分子萨姆尔·亚当斯为首，组成了波士顿茶党。茶党在咖啡厅聚会，号召人们远离茶叶。

1773年11月，当装载342箱茶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开进波士顿港，引起了茶党的注意。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拒绝。当晚，在茶党组织下，化装成印第安人的青年闯入船舱，将东印度公司三只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

茶党事件引发了两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彻底丧失了国内商品的北美市场。到了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奴隶的行为；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美洲银路受挫。英国人之前位于美洲的“三角贸易”链彻底受阻，手里可以控制的白银资本已经中断，面对中国茶叶的贸易逆差日益增大，让英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而也是在1773年他们在印度看到了希望。

鸦片市场那两年，来自国内的金融危机和北美的一系列问题，让英国人不得不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出路。

是否有一种中国人也迫切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英国人对于茶叶的需求一样，使他们愿意为此支付白银。

1772年，带着这个疑问，首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赴印就职。英国议会对他的最大期望就是寻找钱路，解决英国财政。

英国人起初选择了棉花，但这个办法效果不明显。最终，他们看上了鸦片。

在此之前，鸦片在中国上层社会已经开始流行，因为治疗痢疾这个东西效果明显。从数目字看，18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数量维持在15吨左右，而到了1773年，这个数字有了一个显着的增长势头，达到了75吨。而到了1820年，竟然升至900吨。

这期间英国政府处于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

177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时而为之，但是他们随即选择了阻止。因为这种非法的贸易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正当的茶叶贸易。为此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代表处曾经向新的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发出请求，停止从印度的鸦片贸易。后者在1773年表示同意，他说，鸦片是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需，不应该被允许。

但是随后，这位英国绅士的理想主义很快让位于财政和政治上的现实需求。白银已经在美国的革命中消耗一空，而那时西班牙与反叛的殖民地结盟，英国人再也拿不到可以变通的货币购买茶叶。

在哈斯丁斯禁止鸦片贸易十年后，他开始矛盾的放开了鸦片贸易。1782年，他允许用两艘船出口了3450箱违禁鸦片。其中的一艘到了澳门，而那时候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热切的买主，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而这个上瘾过程只用了15年，18世纪的最后十年，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到了19世纪初，英国每年开始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达到了4000箱，为此后者每年将为鸦片支付250万两白银。

在18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中国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严重性，开始强烈谴责了这种贸易，朝廷的告示写道，外国人显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但中国人购买这种毁灭性的毒品，的确可恨可憎。

19世纪的前二十年，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在中国增长缓慢，这一时期每年5000箱的贸易，正好与英国对于茶叶的需求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随后，英国的技术革新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前一个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市场上大批机械化棉纺品的出现，剩余产品倾销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为了为不断增加的棉纺品买单，印度人开始疯狂的种植、出售鸦片。

一个新的三角贸易链开始形成，在这个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里，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载体，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一个新的东亚贸易的旋转木马自此启动，也随后拖垮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