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
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